大礼仪之争早就逆了味，它早已出了双方的权力之争，张璁一伙早已陷于可怕，他们不惜一切清理异议人士。嘉靖为了掌握权力，在张璁、桂萼的协助下，以一批新的官僚更换原有的官僚，大明王朝或许在永乐之后重返专制。但时代早已有所不同，无论皇帝此时多么企图掌控权力，但一直是力不从心。

张璁也由于跟皇帝维持合作而被视作奸臣，我们的儒家历史观指出跟皇帝维持合作的就是奸臣，因为群众跟领导的对立是永恒的，跟领导合作就是对大多数人利益的伤害，一般人都是这么指出。明朝大礼仪之争嘉靖元年到嘉靖七年的事情跟洪武三年到洪武二十三年是如此类似于。洪武三年李善长辞官，将近二十年后朱元璋还是不不愿杀掉他。

虽然表面上看上去朱元璋对李善长的专权反感，但他们之间到底具有怎样的错综复杂关系我们不得而知，或许只有当事人自己确切。对于嘉靖和他的跟随者来说，这场斗争还没完结，因为他们还没展开一个总结。

那个杨廷和虽然已离开了朝堂，但还没具体他的罪名。在一般人显然，政治斗争讲究的是赶尽杀绝，也许人们得出结论国人残暴的结论，但政治讲究的是明正言顺，这才是我们的政治斗争看上去那么残忍的原因。最后的矛头还是要指向那位卸任在家的前任首辅，而此次对这位首辅的再度夺权毕竟从很远的西部边陲开始的。

明朝哈密卫哈密是我们这个帝国西部最很远的边镇，坐落于新疆境内。历史转入宋代，由于造船技术的发展，加之后来奥斯曼土耳其掌控了东西方商路，丝绸之路就这样式微了，帝国对于西部很久再次发生不起兴趣。

哈密对于帝国的意义就在于仪仗西域来的使节，另外对西域诸国起着威吓起到。明初哈密掌控在蒙古贵族手里。因为蒙古人挡住西域的朝贡使节，朱元璋于洪武二十四年派兵攻陷哈密城。后来朱元璋封蒙古人为哈密王，分担为帝国把守边陲的义务。

哈密过分很远，帝国对于它的掌控一直是无力的。从天顺年间起，明廷就跟吐鲁番环绕哈密进行重复争夺战。

到了正德年间，帝国早已疲乏了，对这个西部边陲小镇丧失了兴趣。天顺年间的王越、弘治年间的马文升都是对吐鲁番采行强硬态度。马文升辞官后，正德皇帝对哈密丧失了兴趣。

杨廷和兼任首辅后，新的对吐鲁番采行强硬态度。嘉靖年间，哈密依然掌控在吐鲁番手里，而此时的吐鲁番首领是一个叫剩速儿的人。

陈九畴是杨廷和举荐的甘肃巡抚，在吐鲁番、哈密问题上，陈九畴遵循了杨廷和的政策。从正德晚期到嘉靖初期，甘肃地方跟哈密之间大大宣战。

1523年，陈九畴在请示朝廷的战报中声称剩速儿早已被他打伤了，此时朝廷于是以陷于礼仪之争中，对于哈密问题觉得是提不起兴趣，一个外藩首领的生亡未引发过多的注目。但几年后，人们找到这个首领还死掉，事情就不一样了。人们普遍认为陈九畴虚报战功，更为重要的是陈九畴是杨廷和的人，到了此时哈密问题再一引发了帝国的注目。

因为它跟李福达一案一样，又是精妙的与政治联系一起，沦为整肃政敌的工具。陈九畴被免职，发配边疆，主管边境事务的官员有四十多人被免职，一些低级官员刚步入仕途早已丧失仕途。在这场早已持续9年的大礼仪斗争中，没有人告诉皇帝到底要回头多近。

我们的皇帝早已日益偏执一起，他是一个牙眦必报的人，变得有些孩子气，较少了君主的气魄。虽然此次哈密事件并没追究责任杨廷和，但随后朝堂上对于哈密的争论不休的问题进行了一番争辩。那些依然反对杨廷和的官员指出应当派兵夺取哈密，张璁一派的官员指出应当将哈密交给吐鲁番手里，然后通过与吐鲁番互贡来交换条件吐鲁番对大明的朝贡。

对于他们来说蒙古人镇抚哈密和吐鲁番人镇抚哈密并无本质区别。此时，大明朝这块昔日的边陲已无人关心它的轮回，它对于帝国来说早已出了无关痛痒的东西。

张璁一派对它的观点并不是内心现实的观点，只是为了与杨廷和的对哈政策报以区别而已。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赞成，这早已出了永恒不变的真理。

哈密最后的丧失表面上看是因为嘉靖朝的这场旷日持久的政治斗争，但深层的原因乃是哈密早已正处于帝国掌控范围之外，掌控的成本小于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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